娱乐至死?互联网的“说话之道”如何野蛮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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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至死?互联网的“说话之道”如何野蛮生长?

面对眼前这个消弭一切宏大的“速食”社会,文化领域的势头早已被更具娱乐精神的产品所占据。现在看来,本雅明曾提到的“灵韵”的消逝,也已经有了更复杂的结构性转向:例如,过去电视维系的是“客厅文化”,如今电视都得靠“碎片时间”来存续,这多少令人感到遗憾。但与此同时,正当精英主义们不断诘问互联网带来的大众化“迷思”时,互联网却正用自身的某种蜕变来“洗白”自己的原罪,这又是令人感到庆幸的——这种转变也许小得不足为道,但却值得认真审视一番。

文化类节目在互联网上的异军突起,似乎便印证了这样一种“好”。本是被屡屡诟病的世俗化“贴近”,反而构成一种嗅见时代气息的敏感度——“说”什么和怎么“说”,获得了更鲜活的生命力。可以这么理解,跟“说话”有关的网络自制节目,相比传统的内容生产,都在试图跳出框框架架的繁复约束,以这样一种看起来简单粗暴的“另类”姿态,在摆脱零星的萌芽之后,野蛮生长起来。

“慢”的新传统:“严肃文化”的逆生长基因

网络自制的“井喷”,不过是这两年的事。主流视频网站从最初无序的大综艺发展,直到今天的类型节目深耕,一方面是为服膺主流市场的主流需求,另一方面则是逐渐认识到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差异才是至关重要的软实力。这就构成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短、平、快”似乎不再是互联网追逐的终极意义,如何“慢”下来反倒成为大家颇为关切的一个现实议题。看起来本是与互联网绝缘的文化类节目,便成了其中很是抢眼的一股势力,不断逆生长起来。如《罗辑思维》《晓说》等早已家喻户晓的现象级节目,不仅对“互联网上没人好好说话”的既有论调发起了有力的挑战,更对“严肃文化”进行了一次亲民的解构。事实上,这种源自互联网语境中独特的“说话之道”,或许恰恰更助于我们理解互联网基因如何影响甚至变革社会观念。

去年,一个原生于视频网站的文化品牌悄然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看理想”的题眼以一种颇具乌托邦色彩的审美想象,为人们在互联网中营造出一重浪漫的文化空间。这一档新文化节目代表,表现出一股执拗的力量:三个人到中年的儒雅男子,分别认真地跟人谈论起有关文学、艺术和音乐的那些事,“触摸时代”的厚重议题,为浮躁的虚拟生存提供了强烈的人文关切。虽然只是零星的实践,养成这一代受众的“严肃性”也绝非短期能够实现,但这一份从容,却具有了更深邃的意义。

今年,“看理想”又回来了,并且野心更大。除了延续第一季中的三档品牌节目,“看理想”也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窦文涛的《圆桌派》和讲述古典音乐的《呼吸》,都进一步扩容了“严肃文化”的讨论范畴,将这一系列的节目扭合成一股更为强烈而自洽的文化势力,供以人们进入并加以讨论。秉承着“严肃地谈论严肃文化”这一理念,本季的“看理想”虽尚未形成爆发式的互联网传播,但这难得的诗情画意倒也很是眼前一亮。

“《尚书》并不遥远,地铁就是《荒原》;只有晚上,只在街头;读不完的人类经典,说不完的文明故事”,打开梁文道的《一千零一夜》,就会被扑面而来的书卷气和文艺感包围。上季里,他穿梭在午夜的大街小巷,头戴一顶绅士帽,身着一身黑衣,向人们娓娓道来那些散落在历史里的“星星之火”;这一季,他似乎更倾注脚下的社会土壤,从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到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大量社会学、人类学与政治经济学的中西方经典书籍囊括其中,艰涩的学术话语在梁文道的阐释中很是通达晓畅,一本书的多个面向也一并带了出来。对以往文化类节目的超越也表现在陈丹青节目的升级之上。之前的《局部》主要谈论绘画的历史,这次的番外篇《号外》则借助木心美术馆这一微观载体,将目光延伸到更宽阔的艺术人文视野。陈丹青在节目伊始提到,“现在我是这个年纪,我看着80后90后在读木心的书,我不知道这里面会不会走出几个人来,哪怕只是一个人——他会变成一个像这样更有意思的人。”这段轻描淡写的话,比起他之后的讲述更令我印象深刻,或许这是陈丹青做这档节目的意图,又或许这是所有艺术形式所能承载的巨大能量——它会令人变得更好,至少会令人跳出众多低级趣味之外觅得生命的意义。能够看到的是,如何更有“营养”的说话,是梁文道和陈丹青在上一季节目之后更多思索的命题,这投射在节目文本上,也形成了更丰富的形态变化。

新的两档节目则更为颠覆原有“娱乐大众”的网综主流,聚焦垂直文化领域:一档是来自一位作家爸爸和钢琴家女儿的跨国亲子对话,《呼吸》里谈论的古典音乐,不同于这种看似疏离大众的艺术门类本身,在这档节目里,古典音乐就如同呼吸一样自如而清新;另一档则是窦文涛主导下的《圆桌派》,每期邀请三位不同领域的人来剖解一个具有当下性的议题,如“鲍勃迪伦获诺贝尔奖”一集中,请到了作家冯唐、音乐人张亚东和作曲家刘索拉,对这一“跨界”话题进行“跨界”的聚焦和讨论。同时,“大咖”也没有那么多“辈分”的桎梏,如同互联网赋权人们的平等性那样,多视角平视这一场场讨论便是《圆桌派》的互联网特性。四个人、一壶茶和一个社会热点话题构成了全部,类似于传统谈话节目,却远不止于此。纵观既有节目,“郭曹骂战”“马蓉出轨”“张靓颖家庭之争”等选题,是社会矛盾的具体截面,也是对这一系列事件背后蕴藏的社会运行逻辑进行的更本质的探寻。从这一点看来,《圆桌派》更像一堂具有禅意的处世哲学之课。令我印象深刻的一集在谈论“匠人精神”,一部纪录片《寿司之神》引出这一话题,窦文涛跟艺术家徐累、作家曹星原和A站CEO刘炎炎围坐一桌,在嬉笑言谈之中拆解出了工业化时代中匠人精神的存续之道——之于我看来,这恰恰是最具互联网基因的一种呈现,因其探究的本质便是在这一独特时代语境下的文化再现。

与此同时,另一档文化自制节目也在以一己之力探寻着我们所处世界的文化边界。许知远,这位当代公共知识分子,过去用手中之笔来阐释对中国过去和未来的思索,凝结在诸如《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等书中的忧患意识显露着他对生活真实的另一种感悟。而正经历的社会文化嬗变,也令他走出笔墨世界,开始“做一些新的事情”。去年,他用音频节目《单读》在空中和人们一起阅读这个时代;今年,他开启了自己的第一次直播:放一首歌,点一根烟,在原生态的记录中讲述一个“享乐主义者”如何认识这个世界。随后,一档名为《十三邀》的节目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许知远在这档节目中寻找了十三位具有“模板”作用的个人,请求观察他们的行为和分享他们的个人体验。正在发生的样本“无剪辑”碰撞呈现,而他在寻找的中国发展切片也在一场场真实的思考交换中更为具体地得到观照。许知远说:“我是一个不太靠谱的作家,试图捕捉时代的精神,却又常常厌恶时代的流行情绪……我对这个过分娱乐化、浅薄的时代心怀不满,希望打破大家思维中的惯性;我也想了解这个迅速变迁的时代,新的动力、新的情绪,与人们的内心世界,我会带着我的偏见出发,等待这些偏见被打破,或被再次印证。”正是这一份冷眼旁观式的“偏见”,在这个喧哗与躁动的互联网时代中更显可贵:跟罗振宇、姚晨、“二次元”社群和冯小刚的对谈,都在试图告诉人们,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真理,看待世界的目光也会时移世易。我想起他与冯小刚谈“装”的段落,从“装”到“别装”,再到如今的“装”,被时代的脚步“拖”着往前走的我们,在踉跄之余能够留存一丝“偏见”,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无论是“看理想”亦或《十三邀》,它们显露出的“严肃文化”气质在多数人看来更专属于“精英人士”,年轻一代似乎对此并不感冒,这样的节目品类大概也与年轻群体主导下的网络市场规律相背。但如同梁文道发出的质询,“谁说年轻人就很肤浅?”,即便是被视作“垮”在互联网里的年轻人,也会因为一个共同的标签“文艺”聚合到一起。值得高兴的是,这些节目当前的相关数据显示,年轻受众占据了相当的比重——“严肃文化”的逆生长,也许就能搭建起这样一种“慢”的新传统。

“网感”的新注脚:本土化脱口秀的网生力量

从另一维度看来,即便最终的目标是为了“娱乐”,“说话”这件事也同样在互联网上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质地,这在当前网络脱口秀的蓬勃发展中便可见一斑。源自于西方电视传统的脱口秀节目,一直以来都表现出较为匮乏的中国本土文化适应性。因而,谈话类节目时常代替脱口秀节目形态践行着这一类节目文本的文化建构功能。但事实上,西方诸如《Jimmy Kimmel Live》《Saturday Night Live》等着名脱口秀,通常以其风趣的话语和对现实的针砭时弊,引发观众的狂热追逐。这不免令人困惑,为什么我们过去那么决绝地“放弃”了它呢?

所幸,潜在的网生力量为本土化脱口秀的发展觅得新的注脚,这一注脚俗称“网感”——因其贴合年轻一代的话语风格和思维方式,脱口秀的本土化成色渐趋明朗。从2007年的《大鹏嘚吧嘚》到2014年的《奇葩说》,脱口秀在互联网传播中的酝酿已初现成果。今年,网络脱口秀终于“厚积薄发”式地成长起来。

“网感”这件小事,其实构成了当前文化裂变的内在驱动力。或许谁也说不出它的所以然,但每每谈及这个词,总不至于显得陌生。这在《火星情报局》中大致可见:一方面,它提供了一种网综未来的新“玩法”,另一方面,就文化性和娱乐性的平衡看来,它也走出了自己的创新道路。在一个跳脱出现实社会却又紧扣日常生活的空间场景“火星情报局”中,局长和各级特工针对各类社会热点进行提案、辩驳和验证,在最终的裁决后形成本场共识。在谐趣的综艺形式包裹下,节目内容的“地气”显露无疑。这种“地气”直接作用在议题的设置和讨论之上,12期节目所涉及的50余项提案,来自于互联网的大数据挖掘,既能够张显节目的深度参与和定制生产等精准传播特性,也在文化层面实现更广泛的移情。第二季节目中,诸如“家长是否应该强迫孩子表演才艺”“网络热词的新景观”等提案,不仅对现世生活有所指涉,也在讨论之余流露出更多的延伸思考空间。这样一档综艺化的脱口秀节目,没有太多的晦涩,在通俗易懂的形式装载下也易于被更为广泛的网民群体所接纳。

与之类似的,还有曾缔造“《奇葩说》现象”的马东领衔下的《饭局的诱惑》,在一个“最强饭局团”的构架之下,用松散的节目结构与游戏规则将“真心话”与“聪明话”缀连到一起。而在确立以“说话”为核心节目立意之后,马东也表示,接下来的一系列节目将紧紧围绕网生文化节目展开,这也包括了其在《奇葩说》之后的新尝试——一档名为《好好说话》的口才培训节目,以互联网音频节目的形式“帮助”更多人构建一整套应对实际生活场景需求的话术。

总体上,较之传统电视,互联网或许是更适于脱口秀生长的场所。互联网所具有的开放、自由的特性为“说话”创造出更宽阔的发挥空间。同时,借助跨屏、直播等新技术,网络脱口秀的年轻化定位也将进一步凸显——能够守正出奇地去“说”,成为释放当代青年群体价值观念的重要管道。

“看见另一种可能”:一股文化反抗的浪潮

当尼尔·波兹曼的这本《娱乐至死》跟四大名着一起成为通识教育的必读书目,“把我们自己给娱乐死”的时代性预言似乎真得一语成谶了。“消费”被赋予至高无上的地位,“合理”不再是维系社会文化的基本标准,一切意义的生产似乎都消解了它原本的清纯模样:浸淫在互联网里的一代,跟“严肃”慢慢绝缘,习惯于在嬉笑怒骂之间玩世不恭地跟整个世界开起玩笑。

在很大程度上,互联网的崛起似乎是有原罪的:它令人不再感受到“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亲切景致,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复杂化的虚拟关系带来的冷漠与疏离。对神秘的祛魅和对世俗的加冕,使得社会一再“动荡”——至少是在文化层面的。互联网成为一种“体温”媒介,伴随式的接触带来天然的紧张感,这种“紧张”反复冲刷着原本从容绵软的“人情味”——在午后、在日暮,一架收音机、一台电视机……大概都成了过去式。无疑,互联网的存在使人们的生活不再具有固定的场景性,接受文化的过程亦不再具有盛大的仪式感。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能够看到互联网的自净属性,大量文化类节目之于互联网平台的盎然生机,其实就在一定程度上纾解了上述“问题”。正如“看理想”系列节目在跟人们谈读书、谈艺术的同时,也在跟人们聊生活、聊理想,如同陈丹青曾谈到的一个穷困潦倒且无人问津的画家的故事,“只要他不死掉,他就会继续做他要做的事情。”虽然,相比综艺的覆盖面而言,这类文化节目的观众恐怕仍是“小众“的,但垂直化的优质内容所能释放出的长尾效应依然相当可期。

当互联网成为一种普遍的反抗“文化霸权”的手段,文化类节目在互联网上的发展也在试图建立一整套新的描述世界的话语:这种方式可以是“严肃”的,也可以是“戏谑”的,只要是更为个性和自由的表达,都能在互联网传播环境中寻找到有力的文化抵抗武器——在这个反传统的时代里,我们还需要一些力量来重建新的传统;在这个崇尚“有用”的时代里,我们也需要一些力量来做点“无用”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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